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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专家卡尔·马尔奇在《放不下的手机》中提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让我们的大脑经历“重装”。

日益强大的科技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抢走了我们的注意力。点赞和上滑带来的快感，使神经奖励中枢受到过度刺激，与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相伴而来的习惯，给我们大脑中与注意力、情绪和记忆有关的关键部位带来了巨大压力，改变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沟通、交流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理。久而久之，我们会忽略能被长久支持的现实关系，转而关注那些更微弱短促的关联。

放不下手机，并非因为不自律。无论是对电子产品成瘾的孩子和他们忧心如焚的父母，还是回不完信息、干不完工作、全天候待命的打工人，或许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科学解答。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新科技，青少年的新大脑和新行为”一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十来岁的时候，电视是娱乐设备，手机是通信设备，电脑是生产力工具。而今天的孩子们希望每一台设备都能做到所有这些甚至更多。他们花在移动媒体、通信和信息技术设备上的时间，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多。就是这样。

所有这些花在设备上的时间给十来岁的这些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可能性———不仅是娱乐、通信和信息，而且还有内容创作和商机。我们还记得电话挂在墙上、听筒有根线跟电话机连着的时候，而依我们这样的成年人来看，今天的年轻人在探索新的网络世界时，以及在连接的方式上，似乎没有任何限制。

这也让我们对现在的青少年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他们的多频道沟通能力和多任务处理能力极为强大。在同一台移动设备上，他们可以同时进行上网、跟朋友即时通信和玩游戏等多项任务。数字原住民能在任务和屏幕之间无缝切换，他的生活，他的同龄人的生活，都完全融入了赛博宇宙。但是，这幅图景反映的是现实吗? 青少年驾驭数字世界的方式的变化，对他们的心理和大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组令人瞠目的统计数据。在十来岁这段时间，人们的媒体消费会大幅增长。201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13岁到19岁的青少年，平均每天会有7小时以上的时间出于课业以外的目的使用媒体，而8岁到12岁的孩子每天这么做的时间也将近5小时 (这里说的媒体包括电视、在线视频、电脑游戏、社交媒体、在线浏览和阅读，以及听音乐)。这么非同寻常的媒体消费水平之所以会成为可能，部分原因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到媒体。这项调查还显示，11岁前就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美国人超过50%，而皮尤研究中心还有一项调查显示，有95%的美国青少年都能用上智能手机，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拥有一部。

青少年使用媒体显然是出于多种目的。有些人是重度游戏玩家，有些人会花更多时间看视频，还有一小群人甚至会借助数字技术来阅读———在2019年的研究中，最后这个群体人数最少。而使用数字媒体来交流的多样性就没有那么大。数字时代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交流方式，但见证变化最为剧烈的是青少年。他们是短信和即时通信的最大用户，平均每天发送上百条信息，据估计这个量是55岁以上成年人的十多倍。在学校之外，十来岁的孩子们更可能用短信来交流，其他任何交流方式，包括面对面的交流，都不会成为他们的首选。

青少年在数字时代的交流也高度碎片化，他们的对话不仅会通过短信进行，还会在 WhatsApp和Kik这样的聊天应用中，以及像是Live. me、YouTube和TikTok这样的视频分享平台上进行。十来岁的孩子同时跟不同朋友圈子里的人展开多场对话，同时使用着多个应用和大量社交媒体，其中很多他们的父母可能听都没听说过，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除了脸书和推特以外，在青少年中间很流行的平台随便数数就有Instagram、Snapchat和Whisper等，而几乎每天都有更多新平台上线。而且，所有这些交流都发生在他们看视频、听音乐或做作业的时候。2012年有一项研究表明，他们上网的时间里大概有一半都在进行不止一项活动。考虑到从那时候到现在又出现了多少应用程序，以及过去10年智能手机的计算能力增强了多少，现在的青少年花在多任务处理上的时间只会多不会少。

所有这些屏幕使用时间以及数字交流早在将近20年前就已经提出了问题，而研究人员也研究起了这些问题对青少年大脑发育的影响。研究结果往好了说也就是喜忧参半，而且经常会指向令人担心的后果。

前几章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社会依恋。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了解到，通过早期依恋类型能很好预测成年后的人际关系是否健康，而童年时期的屏幕使用时间可能会对依恋形成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测，十来岁的孩子身上是否也会看到同样的结果。新西兰有一项研究发表于2010年，里面访谈了4000多名15岁的孩子，其中有些访谈进行于1987年，剩下的都进行于2004年。这项研究给出的结论，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了解。通过观察青少年的屏幕使用时间与他们和父母及同伴的关系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人员评估了屏幕使用时间对依恋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从总体上了解了媒体消费的影响，并将1987年接受访谈的青少年与2004年的进行了比较，专门了解了更新的数字媒体消费带来的影响。

在两组样本中，媒体消费水平越高，父母与青春期子女之间的依恋程度就越低。在2004年的样本中，把大量时间都花在电脑和游戏上带来的结果，跟看大量电视的结果类似。花在数字媒体上的时间更多，也与跟父母和同龄人之间的依恋程度较低相关联。而形成对比的是，在1987年和2004年的两组样本中，花在读书和写作业上的时间越多，会带来跟上面相反的结果：跟父母之间的依恋程度就会越高。

关于媒体时间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这项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但仍需注意，相关性并非因果关系。此外，这些访谈都是在智能手机在青少年生活中普及开来之前进行的。尽管如此，最近的研究仍在表明，数字技术的使用与心理和总体健康的问题之间存在明显关联。

新的研究也在帮助我们不断加深对数字媒体行为复杂性的理解。青少年的强迫性短信和在校表现就是很好的例子。2017年的一项研究把强迫性短信定义为无法控制的频繁发短信的行为，会对家务和家庭作业等其他任务形成干扰。如果禁止这样的青春期孩子发短信，他们会感到极为焦虑，而强迫性短信跟学习成绩下降也关系非常密切。那些能控制自己、少发短信的人，也能保持学习成绩稳定。这表明有些青少年也能对数字时代驾轻就熟，但问题在于，青少年往往并非特别擅长自我控制，因为他们的前额皮质发育还不完全。而对于怎么利用年轻人的冲动和不自信，科技公司一个个的可是心知肚明。